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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源头中的巴蜀神话

邓经武  《文史杂志》2016年第2期  2016-04-12     【字号 打印 关闭

       

 

       一

      

       神话,是一个民族在童年时期认识和感知世界的精神活动记录,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百科全书”;也就是说,今天人文社会科学所有的门类,如哲学、经济学、史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乃至于天文学、地理学、水利工程学、植物学等,都可以在其中寻找到渊源。在人类刚开始睁开眼看世界的上古时期,人类逐步超越动物性的生存方式(即所谓“人猿相揖别”),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地创造自己的生活。力量微弱的人类在生存搏击中,自然充盈着对大自然强大力量的敬畏崇拜。对神秘自然现象解释与想象,就成为一种原始的幻想性很强的、不自觉的艺术创造。换句话说,人类从“茹毛饮血”的“直立之兽”,经历了漫长的生命衍化和生存劳作创造,开始萌发“人”的意识并具有原初的思维能力,原始先民于是开始了以“人”的意识和眼光看待外部世界。伴随着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第一个阶段(语言传播)的出现,“童年”人类开始述说自己与大自然关系的思考,述说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物质创造历程,记述自己在生存搏击中的喜怒哀乐。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

       释,今谓之神话。”

      

       而这种“述说”,是以“儿童文本”方式进行的。他们真诚地与大自然对话,把一切自然客体视为和自己一样有感情、有灵气的对象,把日月风雨雷霆山川草木动物都人格化。这种原始思维就是神话思维,其积淀物就是上古神话和传说。童年时期人类不管是因为偷吃“智慧之果”的意识萌生还是在“混沌初开”中睁开眼睛,东方和西方的“儿童”们几乎同时开始有意识地对大自然进行审视。客观世界的形态表象、天地万物的循环往复方式等,都被反映投射于其思维和思想中,使之一切生存创造活动都带着客观存在的独特印记。古希腊神话把海神波塞冬置于仅次于主神宙斯和天后赫拉之后的重要位置,正是地中海-爱琴海的馈赠;古希伯莱人对“原罪”的思考,亦是由于西亚那贫瘠不毛之地生存艰辛所决定的。“儿童”话语方式――神话和上古传说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文化史由此拉开了序幕。古希腊神话的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间”,中国神话的鲧盗“息壤”给凡尘,都显示出天神对人类充满着慈爱和关怀的精神。

      

       中国神话现存最早、保存最多的典籍是《山海经》。《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脍炙人口的故事就出自《山海经》。另外,女娲补天的故事见于《淮南子》《列子》,女娲造人则出自汉代《风俗通》。巴蜀神话,是中国神话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巴蜀大盆地有着久远的生命历史,巴蜀先民创造了人类童年时代充满瑰丽奇幻想像的神话和传说故事,治水、大石崇拜、羽化成仙、碧血化珠等以及“蛇”形图腾崇拜,构成该地域文化肇始阶段最具魅力和特色的内容,并且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发生深远的影响。

      

       二

      

       “资阳龙”“合川龙”尤其是自贡大山铺恐龙群化石的出土,都证明着巴蜀地域生命史的久远;“大溪文化”遗址的发掘,“巫山人”的发现,甚至为“人类起源于亚洲”的学说提供了新论据。成都十二桥“羊子山土台”建筑群的发掘和广汉“三星堆”文物,以及“金沙遗址”的发现,都确证着古蜀早期文明的规模巨大。“三星堆青铜文明”器物的出土,震惊了世界,其中青铜器的冶铸技术和工艺的先进,造型的独异,器物种类和数量的浩瀚,还有“巴剑蜀戈”上留下的“巴蜀图语”文字,都标示着巴蜀文化的辉煌和文明发达的高度成就。这种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正是其创造者那非凡想像力和高度智慧的必然结果。因此,应该有一种高度发达的精神形态的文化与之相匹配,才符合人类生命史发展历程的基本规律。巴蜀大盆地所处地球经纬度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状况极有特色,那特定的地形地貌和植被景观及物产状况,决定了巴蜀原始先民特定的获食方式和生存劳作方式,并以之为基础而形成特定的意识和思维方式。这种特定的意识和思维方式,首先表现在巴蜀远古神话和创世纪传说中。

      

       古蜀神话中,黄帝、嫘祖、大禹、蚕丛、鱼凫、杜宇、柏灌等都见诸各类典籍,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脉络,并且成为中国上古神话的重要元素,如“鲧禹治水”“蚕丛目纵”“鱼凫仙道”“杜宇化鸟”“朱利出井”“五丁开山”等。《山海经・海内经》曾描绘过成都平原的美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女娲炼五彩石补天,折断鳌足来支撑天的四极,又以息壤填海造陆治理洪水,再抟土造人和创造各种动物等“创世纪”神话,就透射着华夏大地人类童年时代的一段“史影”。女娲的传说在巴蜀大地流传甚广,称其因补天力竭而逝于西蜀。今雅安就因多雨而被先人称为“西蜀漏天处”,雅安城外河中色彩斑斓的卵石被传说为补天未用完而遗下的五彩石。

      

       巴蜀神话的主要内容有――巴蜀先民对个体生命不朽的追求,也通过神话的方式表现着。彭祖长寿享年八百岁的传说则是其例;《蜀王本纪》就记载了上古蜀王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民亦颇随王化去”,以表现一种原始的生命永恒意识。“杜宇化鸟”故事,正是上古时期巴蜀大地农耕高度发达的产物:一代蜀王死后羽化为鸟,却仍执着于教民不忘“布谷”乃至于“啼血”而鸣,其情实在感人。还有如在成都平原创设道教的“天师”张陵的儿子张衡“白日飞升”神话等,也都反映出巴蜀先追求生命永恒的美好愿望。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巴蜀上古神话的基本意象,成为后来中国神仙故事的基本模式,并构成中国道教的主要框架。“羽士”成为中国式仙人的别名,“羽化”成为中国“得道成仙”具体程式的代名词。

      

       现代科学证明,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石器时代”,那个时代的人类生存状态记忆,衍化为“石为人生命之源”的神话,如司马迁记录的“禹生石纽”“石裂生启”等。晋代蜀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上古时蜀中“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其风习自蚕丛始: (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等。而晋代张华《博物志》记,有人夜行误入天河,遇牵牛人而获赠一石,归问成都严君平时,石突暴长,是为“支矶石”;明代曹学�《蜀中名胜记》卷二载:“成都风俗,岁以三月二十一日游城东海玄寺,摸石于池中,以为求子之祥”;今天成都多个街道尚存“石”名,则是远古“大石崇拜”的记忆留存;石头作为生命之源的传说已根植巴蜀大盆地人们心中,它还对中国文学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西游记》的“石生灵猴”)并且成为巴蜀地区一种求子民俗。清《龙安府志》载,民俗以石“能催生”,禹穴下有“石皮如血染,以滚水沃之,腥气能催生”,并且“孕妇握之利产”。作为生命之源的巴蜀“大石崇拜”现象,其风甚烈且流布甚为久远,这使刚到成都的杜甫极为惊奇,遂有《石笋行》记叙其事。

      

       “沧桑”一词,源自于“沧海桑田”的治水神话,这也是地球生命史的一段“史影”。神话学家袁珂认为和中国神话中鲧禹治水的事迹相仿,“在古代的蜀国,又有望帝化鸟和李冰父子治水的故事,饶具神话色彩”。水作为人类生息繁衍的生命之源,却又同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于是才有了鲧偷取天帝的息壤堙填洪水,大禹疏导引水,李冰化身于牛、犀入水中战胜水怪的传说。它们集中体现出中国先民对水的辩证认识。笔者于20世纪60年代在成都平原还听到民间流传的观音菩萨以息壤造陆地的传说,表明“息壤”意象的文化积淀相当深厚。

      

       华夏文化中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交尾图”(见汉代画像砖),属于蛇图腾神话。汉字最原初的禹、蚕、蜀、巴等书写形式,都与蛇形长“虫”有关(闻一多曾据《说文解字》阐释说:禹,从虫,即蛇的初文;许慎《说文》解释说:“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蛇,“人间天堂”西湖边关于来自峨眉山和青城山的两条灵蛇的神话等,可以佐证巴蜀“蛇图腾”神话的久远。“蛇”神也被人们无意识地复制着――来自蜀中峨眉山的白娘子,既有呼风唤雨、起死回生的无边法力,又表现着强烈的母性和妻爱,从而成为一个令人喜爱的神型模式。从蜀中峨眉山和青城山降临西湖的两个蛇仙的故事,正是巴蜀“蛇图腾”崇拜的潜在影响所致。

      

       中国本土神�谱系中的两大主神都源自巴蜀。主宰文运、功名利禄的文曲星(文昌帝君)是蜀中梓潼人;英武的战神杨二郎,因其“纵目”而备受崇祀,是从“梅山”(实为“岷山”)下到“灌口”的“二郎神”。清嘉庆修《金堂县志》曾对之有具体解说:“川主,即史称秦守李冰,今所祀,皆指为冰子二郎。盖治水之绩,冰主其议而二郎成其功也。历代相传,必有其实,允宜祀”。其实这正是一种巧辩善言,以掩盖对巴蜀土著“纵目”神的偏爱而有意忽略“秦守”的功绩。我们不妨从宋代蜀中民俗的好尚去证明这点。宋代张唐英《蜀�杌》载,后蜀王衍崇拜二郎神并追慕其形姿:“衍戎装,披金甲,珠帽锦袖,执弓挟矢,百姓望之,谓如灌口神”。宋代洪的《夷坚志》更是明确地叙述蜀人的狂热:“灌口神祠,爵封王,置监庙官,蜀人事之甚谨。每时节献享及因事有祈者必宰羊,一岁至四万口”。这里反映的是蜀人对地域土著神崇拜的价值心理。

      

       三

      

       人类文化学理论认为,神话既不是虚构的东西,也不是任意的幻想,而是人类在达到理性思维之前对世界的一种直觉思维和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一种原始思维方式。例如曾历经几个世纪之久被视为荒诞不经、“天方夜谭”式神话的荷马史诗,在迈锡尼―克里特文明遗址,尤其是特洛伊古城遗址的发掘之后,才被证明其真实性而令人震惊。因文化透视此,神话和上古传说就被人们公认为是人类童年时代“历史的影子”。

      

       华夏文明肇始,先秦诸子为了宣扬其各自学说,常常对神话传说进行加工、改造,最典型的,就是《庄子》:或以寓言寄托其思想,或以古事寄托其理想。神话传说演变为寓言,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文学化的主要形式;神话传说演变为论说古事,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政治化、历史化的主要形式。华夏民族各方国都整理出各自的地域文化代表典籍,如邹鲁有六艺,齐有五官技,楚有三坟、五典,“巴蜀之地也当有它自己的书,《山海经》就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见《巴蜀古史论述》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山海经・海内经》对华夏人类史的解说是:“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大比赤阴,是始为国。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山海经・山经》将巴蜀地区置于“天下之中”,以《中山经》集中记叙岷、崃、�(蒙)等山系和江水流向,晋代郭璞在为之作注时就直接点明“都广之野”为“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也”,可以说是抓准了该书的价值观核心所在,揭示出巴蜀先民虽处“西僻之国”却时常怀抱“戎狄之长”豪气的精神特征和自居为“天下之中”的自大意识。

      

       “夸父逐日”述说体硕壮大的巨人夸父“与日逐走”,虽渴死而不息。这种“不量力”的倔强大胆拼搏精神以及“珥两黄蛇,把两黄蛇”的图腾特征,正透射出巴蜀先民特有的地域人格精神。“巴蛇吞象,三岁而出其骨”的意象,更是这种地域人文精神的典型积淀。

      

       除《山海经》外,保存巴蜀上古神话和传说最多的是晋代蜀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历经漫长的历史消磨,尤其是在秦始皇“书同文”和焚百家书的思想文化统一政策高压下,巴蜀地域文化被当作一种蛮夷方国文化被中央集权文化所取缔。常璩出于对巴蜀历史的追怀和重构巴蜀文化的热情而撰《华阳国志》。不仅是常璩,李白也曾为解答“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历史之谜,试图给出一个“尔来四万八千岁”的巴蜀史上限。稍早于常璩的还有三国时蜀中学者来敏的《本蜀论》以及更早的《蜀王本纪》等,也记载有大量的巴蜀神话传说。《华阳国志》超出前贤的文本意义则在于能够根据巴蜀大盆地中残存的典籍史料和民间流传大量神话、传说、故事,以一种方国的独立价值标准,系统整理出一部自成体系的巴蜀大盆地的生命史和文化史。

      

       末了,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一个文化现象是:在“秦砖汉瓦”已经在华夏大地完全普及的汉代,成都人却要舍近求远、弃易取难,到遥远的山区去搬运笨重的大石头来修建“石室”校舍,这不能不说是“大石崇拜”的价值观在起作用。蜀人生于石,养于石,终归于石。德国现代犹太裔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神话由于表达了人类精神的最初取向、人类意识的一种独立建构,从而成了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谁要是意在研究综合性的人类文化系统,都必须追溯到神话”。卡西尔甚至认为,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由它的历史确定的,而是其历史由神话决定的。如果用人是历史创造主体的观点看,神话作为上古先民直观、形象把握和阐述世界的方式,既是人们既有知识和生存经验的积淀,又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和集体无意识去影响、规范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以及创造方式,使后来者只能在一种既定的存在条件下进行创造,在已有的文化背景下发展新兴文化。这也是我们在认识巴蜀文化和文学的发生发展之际,来着重讨论巴蜀上古神话的内容、特征和表现形态的原因。

      

       作者:四川省“中华文化与城市传承普及基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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