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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闪耀④古蜀人不晓文字?地方志“鼻祖”有话说

记者 姚晞 李丁  四川观察 2020-06-12  2020-06-15     【字号 打印 关闭

 

明“星”闪耀④古蜀人不晓文字?地方志“鼻祖”有话说

四川观察 记者 姚晞 李丁

 

在中国史学界,如果要研究巴蜀地区的历史,绕不开一本书——《华阳国志》,可能有的小伙伴就要问了,难道一个双流的华阳镇就能够代表我们大四川吗?这你就错了,《华阳国志》里的“华阳”,是指“华山之阳”的意思,具体地区为《禹贡》九州里面的梁州,对应到现在的中国版图,就是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以及甘肃、陕西、湖北的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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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地方志著作,首次完整记叙了我国西南地区从远古到东晋的山川地理和人文风物,而它的作者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之一常璩。

公元291年左右,常璩在现在的成都崇州出生,其家族为当时蜀中的大族,族人大多读书好文,常璩从小就受此影响,喜爱撰写文章,长大后顺利进入当时的蜀国政权当了官,可惜好景不长,很快乱世就来了,西晋后期八王之乱以后,先是李特、李雄率领的流民杀入成都建立成汉政权。后又逢东晋桓温伐蜀,成汉政权旧部不得不归顺东晋,这其中就包括了常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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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璩作为亡国之臣,不久之后被带到了东晋的都城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在那里常璩和其他蜀国的同僚一道备受冷落,“在当时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正史中,对巴蜀地区的记录并不多,加上常璩他们是败军之将,就受到冷落和排挤,这很正常,但常璩怎么做呢?他没有灰心丧气、怨天尤人,反而是埋下头来修史,你看不起我巴蜀人吗?我就要把巴蜀的历史文化给你写出来,把我们当地的风土人情展示出来。”在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舒大刚看来,这就是常璩写《华阳国志》的主要原因。

于是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常璩用了六年时间来写《华阳国志》,并最终顺利完成了这部12卷,约11万字的旷世巨作。那么常璩为什么能写得出来这部大作呢?首先这与他生长地拥有的“地理优势”密不可分,常璩出身现在的崇州,这座一直与成都紧邻的州郡,有过蜀州、崇庆府、唐安县等多个称呼,但一直文明不断、城址不迁。而他到建康后,也可以查阅这里保存的各种历史典籍,这都为常璩收集整理资料提供了最好的条件。舒大刚认为,最终成书的《华阳国志》达到了相当水准,堪称四川“最早的历史文化名片”。例如西汉大儒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感叹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然而常璩通过研究,考证出黄帝的正妃西陵氏之女嫘祖来自蜀地,蜀地的彭祖还是殷商太史,因此在《华阳国志》对此提出了质疑,而伴随着三星堆和金沙等考古遗址的发现,大量具有极高冶炼技术、艺术造诣和精神诉求的青铜器、金器、石磐、玉璋等乐器礼器的出土,也证明古蜀之地的确曾创造过灿烂的文化。  

西汉时期文翁兴学,让班固在《汉书》中评论称“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如此重大的事件,不见于《史记》,常璩也在《华阳国志》中作了详细记载,最终让文翁化蜀的事迹永载史册、彪炳千秋。此外,王勃写“风烟望五津”,“五津”取自《华阳国志》;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常璩简明扼要概括“文君因奔长卿”;就连成都旅游必打卡的“锦里”,常璩也都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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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自成书以来,受到了历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唐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至于他方,罕闻爱异。其如常璩之详审……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北宋学者吕大防在《华阳国志·序》中也说:“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徐广的《晋记》、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初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

舒大刚认为,常璩在写《华阳国志》的过程中,还秉承了开放包容的心态,不仅书写自己出生地巴蜀的历史,还记载了云南、贵州以及陕西、甘肃等地的内容,在当时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国家观,他一直秉承的修史五条原则:达道义、彰法戒、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也体现了一位真正的史学家的气度。时至今日,常璩秉笔直书的良史态度、敢于创新的学者风范、维护统一的大局意识、资政育人的济世情怀,都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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