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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根与魂干与枝体与用

舒大刚  四川日报2020年09月28日 星期一12 思想周刊·学术探索  2020-09-28     【字号 打印 关闭

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内在特性和突出标志,也是民族赖以发展延续、创新创造的深层底蕴和外在维系。文化见则民族显,文化明则民族昌,文化兴则民族盛,文化强则国家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标志,是各民族实现身份认同、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实现自我定位、建设美丽家园、走向美好未来的特有资源。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当从何着手?这涉及中华文化的根与魂、干与枝、体与用等问题。
□舒大刚

人文化成“文化”明义
  ●结合中国固有的文化用语来考察,是了解中华文化基本内涵、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最好途径。文化就是利用人类自身的经验、意识、思想、情操和学说等文明成果,来影响人类自己的内在而又化为内因的东西,这就叫“人文化成”
  文化的具体内涵,有多种理解。一些人将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总和归结为文化,这是广义的文化观。持此立场者说,文化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以英国学者泰勒的著作《原始文化》为代表提出了狭义文化观,认为文化是指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社会成员的能力和习性等复杂整体。
  文化的构成,有主有从,有本有末,有干有枝,有体有用;文化的表达方式,有物质有精神,有制度有生活,有形上有形下,有历史有现实,有共同有分殊,不一而足。文化与文明有联系但不能完全等同。相对于人生和人性来说,文明是外在的,与人类生活、生产和认识只有机械的联系和外在的结合,在形式上大都是物化的、显性的。《周易》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以文明为本体;文化以化成为目标。文化就是利用人类自身的经验、意识、思想、情操和学说等文明成果,来影响人类自己的内在而又化为内因的东西,这就叫“人文化成”。
  结合中国固有的文化用语来考察,是了解中华文化基本内涵、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最好途径。
  文化的“文”是人文,“化”是养成。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是文采、条理以及规则,“质”是实质、内容、根核。质需要文来总结和表达,才能为人知晓;文需要质来规定和主宰,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将文和质恰当结合和表达出来,就修成君子之行。可见“文”既有现象表征,也有精神实质;“文”既呈现出可观可感等物化的和数量的存在,更在于可思可想、可教可化等精神教化价值。
  “化”即教化。“文化”就是用文明的人文成果来教化人改变人,怎样实现“以文化人”呢?第一必须是文而不是武,第二必须是化而不是伐。孔子设计的教化内容是“仁、义、礼、乐、情感”,又强调“孝悌礼乐”的教化功能。用德治来感化人,用礼乐来教化人,避开用政治高压和严刑峻法来威服人民。
  人类的精神生活和人格养成涉及形上、形下诸多方面,对其“文而化之”也具有不同的层次和方面。文化没有高低、优劣、美丑的区别,但有“先后”“早迟”“深浅”“精粗”等不同。
  文化具有因袭性、变革性和借鉴性。只要是在同一个文化基础上重建或发展起来的文化,都具有某种因循性和袭同性。历史的继承性有被选择的可能,但也有其客观必然的因素;文化的变易有人为革新的可能,但革新必须合乎文化固有的土壤。文化还具有借鉴性。如孔子曾赞美“兴于西羌”的大禹所创造的“治水”“勤俭”“孝道”等成果,吸收“夷俗仁”的优点并“欲居九夷”。他对于夷俗之仁,取以为自己的核心观念,但又深责四夷没有礼法,因此对外族文化的吸收,坚持在周公之礼义的框架下进行。这就是坚持华夏本位,礼义原则,兼容并包;是古代“不忘本来,借鉴外来,面向未来”的典型。文化需要借鉴,但企图套用别人文化概念,不顾本国具体实际的做法都会适得其反。
  《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结合中国实际,我们可以将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归纳为:形而上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即“三教”儒释道、“三统”天命、鬼神、礼乐,涉及终极关怀和世界观、人生观等问题;形而下的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如五常、八德、十义,涉及现实关怀和行为操守等问题;以及沟通上下的知识体系和操作技能,如六略、四部、六艺、七学、九流等,涉及知识论、方法论和行动能力等问题。因此讲文化,就形而上者言,涉及信仰、价值观和心灵抚慰;就形而下者言,涉及道德伦理、礼乐文明和生活态度;就沟通形上形下的需要来说,文化还有知识和技能等问题。

信仰是灯 照亮古今
  ●中国精神就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国价值就是尊道贵德,民为邦本,家国天下,世界大同。中国力量就是因势利导,人民本位等
  人类的生活生产需要理想,理想需要目标,目标需要动力,动力的最后推动者则是终极关怀,这就涉及信仰问题。孔子提出“民无信不立”,提倡“足食足兵,民信之”,这个“信”通常讲成诚信,其实也包括信仰。
  文化文艺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要以高远志向、良好品行、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强调了“文”的具体指向。“文”是属于优雅、向善、向上等形上的内容。要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
  什么是中国精神?就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什么是中国价值?就是尊道贵德,民为邦本,家国天下,世界大同。什么是中国力量?就是因势利导,人民本位等。“明明德,首先要明大德、立大德。新时代的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明大德、立大德,就是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信仰是什么?除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外,还要有文化信仰。什么是情怀?就是“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在格物”的“家国情怀”。什么是担当?就是敢为天下先,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天下苍生,舍我其谁!
  中国人自有其崇高而不虚玄的信仰体系。春秋时期的孔子,通过总结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形成了“天命、鬼神、礼乐”的三统信仰;东汉以后,又形成“三教”(即儒、释、道)互补的信仰,它们既对中国人实施其现实关怀,也对中国人进行着终极关怀。
  何谓“三统”?《礼记·表记》载孔子说夏、商、周文化各有宗尚,是谓“三统”:在信仰上,夏人敬天命,殷人重鬼神,周人尊礼乐;在价值观上,是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天命实质是客观规律作用于人而表现出来的必然性和永恒性。“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鬼神”其实质是运动变化之事物的根本动能及其最终归宿。“礼乐”是制度文明、行为规范,其实质是道德仁义的具体规定和文明表达。此三境界,天命信仰告诉我们从哪儿来,鬼神信仰告诉我们将到哪里去,礼乐文明告诉我们当下如何办?将天之道、地之义与民之行结合起来实施教化,就不用强制手段也能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这才是真正“以文化人”。
  “三统”是孔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如果说“三统”还是史官文化作用下“以史为教”的传统的话,那随着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到来,中国也进入了“以学为教”的新时期。这便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出现并进而催生诸子百家的出现。儒家传统起于中华上古的历官和治官,其功能是入世的、治世的。他们尊奉的经典“六经”,不仅是精神信仰、价值观、道德伦理等说教的经典,也是中华上古历史文化的宝藏。“仁义”的理论,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情怀和处事原则的结合。他们的道统和政统是尧、舜、文、武、孔子这些人间正道、道德良知、公平正义和知识智慧的杰出代表。加之历代儒者的辛勤耕耘、矢志传道的担当精神,就注定了儒家必将走到历史的舞台中心,成为全社会的主导力量。
  儒家积极入世,满腔热忱,但人事有利钝,人情有冷暖,心灵需要安抚,迷茫有待荡涤,于是道家潇潇洒洒地走了出来。道家鼻祖老子曾做周室柱下史,知道历史变迁,世事无常,荣辱无定,物极必反,故知白守黑,知贵守谦,顺其自然,无欲无为,以此求益。东汉诞生的道教,是以道家的哲学和处世态度为主,再融合方术、杂艺、鬼神信仰乃至医药养生而形成的本土宗教,其基本哲学仍然是清虚自守、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进入东汉后,本产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就本土化了,对中国儒家的积极入世、道家的消极避世,进行了心灵补充和情感制衡,形成全新的“中国佛教”体系。
  三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以儒学为主干,以佛、道为辅翼。三教之间的联动及其内部哲学与宗教的互动,使中国人在哲学与宗教之间、理性与神性之间可以从容选择;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自由来往,形成“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的中庸平和、进退无碍的心态。

重道明德 纲常有序
  ●中华民族在不同生存环境中,形成了基本相同的价值追求和道德伦理,这就是“五伦”“五行”“五常”“八德”和“十义”等道德教义
  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是学术的生命力所在,文化工作、学术研究必须坚持人民本位。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当前,吸取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优秀道德、优雅礼乐,重建现代道德伦理、礼乐文明,首当其冲。
  重视德教是儒家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历史的经验总结。中华民族在不同生存环境中,形成了基本相同的价值追求和道德伦理,这就是“五伦”“五行”“五常”“八德”和“十义”等道德教义。
  对“五伦”和“五行”的重视都始于《尚书》,《尚书》里《舜典》提到五品、五教。“五品”即父、母、兄、弟、子五种亲属关系,“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此五种关系普遍存在、对五种品行要普遍奉行,所以又叫“五常”“五行”,是中国人解决自身基本伦常关系的大纲大法。
  “五典”又叫“五行”,这一观念也始于《尚书·洪范》。金、木、水、火、土是五种具有相生相胜关系的物质。这五种关系又被儒家用来解释人的五种品行。孟子《尽心下》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仁、义、礼、智、圣战国初就称为“五行”。至董仲舒乃以“信”易“圣”,形成“仁、义、礼、智、信”固定搭配,以为此五者为人类应当常行不替,故谓之“五常”,从此影响中国2000余年。
  “八德”也是八种品行,比之五行、五常更为具体,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管子·立政·九败》明确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安全的四种力量,《内言·戒》篇又提出“孝悌忠信”四德。明商辂《奏疏》论“谨士习”说将八德作为士人初学(小学)就应当掌握的基本品行,而将修齐治平作为大学阶段的深造科目。
  “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顺、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仍然是五伦的具体落实,但是又更加具有上下对等、尊卑互谅的性质,更加合理易行。只讲“五常”容易概念化、虚化,光讲“五教”也容易片面化,甚至光讲“八德”也容易被利用,成为严格要求他人却任情放纵自己的教条。只有“十义”都讲全了,各色人等都做到了,才具有持久性和可行性,也才能达到“君子爱人、小人易使”等全民素质提高的程度。

经典为钥 文化自明
  ●中华文化主要是由儒释道和诸子百家以及各民族的经典文献为主流,经典是中华文化的根,经典所蕴含的信仰、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就成了中华文化的魂,而其中关注现实之用的道德伦理、礼乐文明、知识智慧和方式方法,就成了中华民族久久为功的全体大用
  要很好地把握信仰、认识价值、遵守规范、优化举止,又必须具有一定知识和智慧。知识和智慧是沟通形上形下,准确把握和正确表达这些信仰和行为的重要枢纽。
  任何一种文化都涉及到世界如何认识,知识如何构建,技能如何养成等问题,古印度的宗教认识论主要靠参悟,西方近代科学主要靠实证,中国社会也有自己的一套认识的途径和方法,那就是“学以致其道”“学然后知不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允执厥中”“过犹不及”“中庸”“一以贯之”等,这是中国认识论的话语体系。
  中国有着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演进史,曾经积累和构建出系统庞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可是自十九世纪末以来,长期的西学东渐、欧风美雨使得中国原有的体系已荡然无存。时值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新时代,有必要对我们自己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进行梳理和重温,甚至重构。
  中国固有的学科就是“六略”“四部”“七学”,固有的学术就是“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固有的话语就是“形上”“形下”的知识分殊,“学思”结合、不偏不倚的“中庸”法则,以及阴阳、五行、三才、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尊道贵德、明体达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穷变通久、通其变使民不倦、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等特殊术语。
  “六略”和“四部”都是中国传统文献著录。中国是世界上第一文献大国,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对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分类的国度。汉刘歆《七略》(即后之《汉书·艺文志》)用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将先秦及西汉的文献基本收录其中,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最庞大的图书分类体系。随着学术的发展,文献的增多,文献分类也更加系统、缜密。但若按传统分类法著录,也无外乎经、史、子、集四部,故“四部”可以概括中国古代文献。“六略”“四部”之首俱是经学,经学即是中华文献的统领,也是中华学术的根基。
  “九流”即诸子百家,这也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头戏,是在儒学产生后形成的与儒争鸣、也与儒互补的学派。庄子感叹诸子百家“不该不遍”,是“一曲之士”。班固曾一一揭示诸子学术渊源,认为如果利用得好,正好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以“六艺”为本根,兼采诸子百家学说,正是班固为再造文明作出的设想,值得我们认真体会。
  “人文化成”是文化的本义,“以文化人”是文化的本务。明于“文”的本义,我们方能抓住要领,纲举目张;明乎“化”的本务,我们方能重点突出,实而不虚。中华文化主要是由儒释道和诸子百家以及各民族的经典文献为主流,自然而然,经典就成了中华文化的根,经典所蕴含的信仰、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就成了中华文化的魂,而其中关注现实之用的道德伦理、礼乐文明、知识智慧和方式方法,就成了中华民族久久为功的全体大用。举凡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价值、风范、力量、学科、话语,从思想观念、道德伦理,到人文精神、社会治理、学术研究,都可以根据经典详加阐明,进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及其传扬途径也尽在其中。因此,欲明中华文化必自儒释道入手,欲明儒释道学必从经典着手,阅读经典必留意于其中的思想意识和核心价值,思想价值掌握了并且实践了,中华文化的复兴和昌盛也就指日可待矣。
  (作者系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古籍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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