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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是出于抢救目的 文献只有传承才能创新

  华西都市报2022-04-18 A13  2022-04-19     【字号 打印 关闭

舒大刚在川大。徐语杨摄

《儒藏精华》晏能康摄

  20世纪90年代,作为近代“蜀学”发祥地的四川大学,提出了儒学文献整理和体系重建的问题,那就是《儒藏》编纂。四川大学古籍所自1983年成立以来,上继文翁石室“七经”教育之遗泽,下承蜀刻“十三经”、廖平“十八经”之余绪,在前辈学人组织完成《汉语大字典》《全宋文》等大型辞书和总集之后,又于1997年发起了“儒学文献调查整理和《儒藏》编纂”工程。

  每一套重要的大型学术著作整理出版的背后,往往是一群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努力。从20世纪90年代始,四川大学古籍所的舒大刚教授和同事们,为“儒藏”编纂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藏”,既可以读作阳平,即“藏书”,有收集整理义;也可以读作去声,即“宝藏”。“儒藏”,顾名思义就是对儒家文献、宝藏的整理、编纂。儒学深似海,而且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编辑如此大型的儒家经典,应该是北京、山东这样的地方。身在西南的四川大学,为何有编纂《儒藏》的想法?

  舒大刚的回答从四川大学的校史开始说起。川大前身(锦江书院)是在汉文翁“石室精舍”基础上建立的,“七经”教育、重儒尚教是“蜀学”的传统,历史上曾诞生司马相如、严遵、扬雄、常璩、赵蕤、李白、“三苏”、张浚、张栻、魏了翁、杨慎、刘沅、廖平、龚道耕、蒙文通、刘咸炘等学术大家,他们在经义、辞章、史学、玄学等领域皆有重要贡献。

  不过,就像国内其他大学一样,川大的儒学与经学研究在20世纪后半期也曾一度陷入沉寂,之后又开始重塑辉煌。舒大刚自本科听过李耀仙先生先秦哲学史课,在吉林大学又师从金景芳先生治经学,知道经学对于中华文化的重要性;通过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对他所说“不学习儒学,就不能很好地认识中国文化”的话记忆犹新。这让舒大刚和川大同事们下决心在川大编纂《儒藏》。

  编《儒藏》是一个浩繁的大工程,分为几个大阶段。首先是要明确儒家研究现存的成果,需要普查成果的收藏地及存在状况,这一番研究下来,形成了260多万字的《儒学文献通论》(三卷),确定了《儒藏》收录文献的基本标准之后开始编《儒藏》。由于相关文献数量庞大,所以选取影印加圈点加提要的方式,这是儒学研究道路上的更进一步;再后来,分门别类的文献引出了新的思考点,就是“学案”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对文献的作者进行师承门派和学术体系上的划分,就能更深入地了解儒学,于是有了后来的《中国儒学通案》。这样儒学就从文献进而深入到人物的流派,研究更全面。

  对于儒藏编纂出版进展等相关情况,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舒大刚用周密的方式详细给予介绍。

 

儒学自古无《藏》
故有抢救整理之必要

封面新闻:从专业学术的角度来说,整理《儒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舒大刚:作为“我国古代官方主流价值”,儒学影响中国历史各个方面,不了解儒学就不能准确认识中国历史;又由于儒学是日用常行之学,它的许多理论和观念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如果不了解儒学,就不能很好地做好现实中的自己。因此,研究儒学既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儒学是学术性与信仰性相统一的,儒学除了指导人们的行为规范外,还有许多理论创造和学术成果,历史上叫做经学,经学的成果非常之多,用汗牛充栋来形容,都还有点不够呢!这些成果既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是研究儒家学术史必需的资料;同时由于儒学的超时代性,这些资料也具有建设当下指导未来的价值。但是由于儒学自古无《藏》,儒学文献一直散在各处,未得到集中编录,有的已经失传,十分可惜,故有抢救整理之必要。从学术史研究角度来讲,只有传承才会创新;只有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发展。

封面新闻:北大教授汤一介先生毕生致力儒学,他曾在北大推动了一套《儒藏》的编纂。那么,川大版和北大版《儒藏》的区别在何处?

舒大刚:汤先生是《儒藏》编纂的大力推动者。不过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不止《儒藏》。汤先生以哲学家的眼光编纂《儒藏》,很重视文献的思想性和创造性,因此北大《儒藏》从“精华编”入手,将重要的儒学文献500种进行整理校点出版,以突出儒家杰出的学术成果。这与四川大学从文献学角度编纂《儒藏》,自然是有些区别的。
  川大《儒藏》工程1997年正式启动,配合“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编者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角度出发,对儒学文献进行了系统普查和调研,编制各种儒学文献目录,撰写《儒学文献通论》,探讨儒学文献源流、演变、分类和最佳整理方式。为便于儒学源流的考察,“三藏二十四目”的著录体系,分别对儒学在经典研究、理论创新和学术历史等方面的文献,进行了分门别类地著录,形成一个个儒学专题小丛书。为了还原原貌和构建体系,川大《儒藏》就必然要多收一些书籍(3000部、5000种),为每类撰写分序、小序,为每书撰写提要,这样才能较为系统完整地展示出儒学历史的本相。这样,川大版“儒藏”和北大版“儒藏”,便形成了一南一北,一大一小,一重思想、一重史料,一重视源流分类、一重视大家名家等不同特征。

活化的“儒藏资料库”
留待后来人完成

 

封面新闻:目前《儒藏》的整理还有哪些未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之处?

舒大刚:目前南北两《儒藏》中,北京大学的《儒藏》精华编已经出版不少了,儒家的重要成果特别是大家的成果都得到整理,便于利用。川大版《儒藏》已经编成650册规模,撰写了300余万字的提要,但是整体出版还需要时间。为便于利用和研究,还应做数字化的、活化的“儒藏资料库”,但这很不容易,首先经费就是问题,技术也需要提高,学术研究也需要全面展开。这个只有留待后来人,继续前行了。

封面新闻:在互联网时代,您觉得传媒技术应该如何更好地为典籍整理、研究服务?

舒大刚:互联网技术确实为传统古籍整理和储存带来极大的改变和方便。如可以利用它来建设古籍数据库,可以利用其校勘功能来校勘古籍和标点古籍,利用其检索功能来注释和校正古籍。还可以运用全息技术,让古籍中的信息活起来,普及开来。

封面新闻:儒家几乎塑造了中国人的典型人格,固然有“大儒”,也有“腐儒”。您能否为我们解读一下真正的“儒者”是怎样的?

舒大刚:诚然,儒家塑造的中国人的典型人格,其主要特征是以“仁义”为本,“礼乐”为行,“诗书”为据,“尧舜”为法。所谓“大儒”为博古通今,明体达用,通经明史,化民成俗。“腐儒”死守书本,拘礼泥古,不知变通,不获实用。至于说什么是真正的儒者,孔子曾经告诫弟子们:“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在《礼记·儒行篇》孔子也有形象的说明。不过,不同时代、不同阶层,都有不同的儒者形象和要求,不能整齐划一。一般而言,《汉书》所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顺阴阳,明教化”,应该是儒者的基本特征。他们是通过讲习“六经”而获得各种知识、理论和哲学、修养、本领的,其行动纲领是有原则地爱人的“仁义”,他们发挥作用的手法是“教化”而非刑罚或战争。至于儒家的理想人格,则是“君子”。君子具有“仁、智、勇”三达德,知道“天命”和“使命”,懂得“义利”之辨、“义然后取”,积极入世,奋力救世,甚至明知其不可而为之,注重“文质彬彬”的个性修养,追求“立德、立言、立力”三不朽或治国平天下。这些都是可贵的,今天也还需要传承和弘扬。

封面新闻:儒家的理想品质和理想人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当代人有哪些继承和发扬,还有哪些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

舒大刚:儒家君子有许多品质,具有超时代意义,至今还具有借鉴价值。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处世法,“过犹不及”的中庸论,“格物致知”的知识论,“知行合一”的知行观,等等皆然。特别是儒家提倡“孝悌忠信勤”的个人品德,“温良恭俭让”的家庭美德,“恭宽信敏惠”的职业道德,“仁义礼智信”的社会公德,“天道命性情”的天地大德,这些修养今天都还有可取之处。国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到的许多核心思想观念、优秀道德伦理和中华人文精神,都是需要继承的。

  当然儒家也存在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就是要对经典进行新的构建和阐释,将适合今天的经典整理出来,将其中具有当代价值的内涵揭示出来;其次是对儒家道德伦理进行新的创建,才能适应当代社会;三是儒家德治理想要与法治环境结合,没有法治为保障,德治就成了空谈,仁义也成了虚设。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实习生 朱翼帆
【编辑:bashu】 【字号 打印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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