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单位:《巴蜀全书》编纂组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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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文献大成 铸文化丰碑——《巴蜀全书》编纂汇报

舒大刚  方志四川  2022-05-23     【字号 打印 关闭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2期

集文献大成  铸文化丰碑

——《巴蜀全书》编纂汇报

舒大刚

 

 2010年1月14日,《巴蜀全书》编纂经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会批准,同年4月又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立项,这项自四川建省以来最大的文献整理工作正式启动。文献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人类历史、思想文化和文明程度最完整最清晰的记录。国家的过往因文献而留影,民族的未来因文献而精彩。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凝结成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4部经籍,满天星斗的地域文明也幻化出绚丽多姿的志乘图谱等区域文献。梳理和研究这些文献,就是回顾历史、亲近圣贤、点燃智慧、再造文明的重要途径。盛世修典,文化复兴,也是思想和科技返本开新的重要途径。《巴蜀全书》编纂开展10余年来,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支持下、在四川省委省政府领导下,一部大型地方文献集成——“川版《四库全书》”已呼之欲出。笔者作为该项工作实施的具体组织者和亲力亲为者,参与其中,得与美富,收获颇多,也感慨良多。

  《巴蜀全书》精品集萃系列阶段性成果

 10余年来,我们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会指示,主要围绕编制“巴蜀文献联合目录”“巴蜀文献精品集萃”“巴蜀文献珍本善本”的目标开展工作。首先在目录学上狠下功夫,尽可能阅览古今目录,走访公私藏书之家,收集到川渝古籍藏书信息50万余条,全国各地以及日本、韩国所藏巴蜀文献5万余则,委托李冬梅博士、汪璐硕士(博士生)编撰《巴蜀文献通考》,仿照《文献通考》《经义考》体例,将史志及文集中巴蜀人(或寓蜀人士)的1万余种著作信息(含重要序跋)全部著录起来,总字数达300余万字,对历代巴蜀文献进行通盘普查。

  《巴蜀全书》珍本善本系列阶段性成果

 为搞清巴蜀文献现状,我们委托张尚英博士跟踪追击,调查现存巴蜀文献的版本和收藏情况,为5000余种现存巴蜀古籍编定《版本目录》,一一注明卷数、作者、版本和主要藏家。我们还寓目各类图书,考察内容优劣,由舒大刚、马小彬、李冬梅组织力量,为1300余种优质图书撰写《总目提要》。为探讨巴蜀文献的分类体系,舒大刚、李冬梅还撰写《巴蜀文献要览》(《巴蜀文化通史》之一)、《蜀学与文献》(收入《蜀学文库》)等专著,对巴蜀文献发展、变化脉络,特别是各个专题文献的演变,进行系统梳理,初步构建起巴蜀文献的著录体系。同时对重要时段(如宋)、重要人物(如苏轼、廖平),撰写专门的“著述考”,以便深入研究。又委托王小红教授以巴蜀人物为中心,在前贤研究基础上,编撰《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古代卷),辑录巴蜀历代历史文化名人约1500名,全面而系统地介绍生平爵里、文化活动及主要成就。

 对重点整理的图书,我们确定重点书目,精选优秀版本,征文考献,校讹正误,用现代标点为500余种古籍进行校点校勘,编成“精品集萃”,总字数达3亿字。其中一批整理成果已陆续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巴蜀书社、四川大学出版社等机构出版260余种300余册。新出版的《华阳国志新校注》《花间集》《巴蜀竹枝词》《全蜀艺文志》《苏轼全集校注》《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廖平全集》《苏东坡全集》等一大批精品力作,为学人提供了方便,其优秀质量也逐渐获得认可,曾获教育部一等奖1项、省政府一二等奖3项、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4项、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奖2项等。

《宋会要辑稿》书影

 此外,我们还择精再造30种宋版元刊“巴蜀珍本文献”,抢救性影印120余种濒临毁损的近人手稿,从海外复制回3000余卷名人档案,以及经史子集、民族宗教等巴蜀古籍数十万页,使一批珍贵文献得以保护和流传。

 随着巴蜀文献收集整理不断深入,对巴蜀学术文化的综合性研究也渐次展开,逐渐揭开长江上游、祖国西南的巴蜀文明某些神秘面纱,为中华文明寻根、溯源、找魂工作,提供了丰富史料。在文献与文物双重佐证下, “三易”奠基之作《连山》,大禹以来代代相传的治国大法《洪范》,中国首部地域文化的神秘经典《山海经》,中华诗赋首唱“候人兮猗”的《南音》及依据其制作的首部诗歌总集开篇之作《周南》《召南》,第一次拟经制作《太玄》《法言》,号称“方志鼻祖”的《华阳国志》,第一首格调完整的词作《菩萨蛮》《忆秦娥》,以及第一部词集《花间集》,儒家“十三经”的第一次结集《蜀石经》,佛教第一部雕版印刷丛书《开宝藏》等,这些在蜀中诞生的文献逐渐得到实证性研究,为祖国文化繁荣、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历史表明,巴蜀以其独特的盆地地理特征、温和的气候条件,不仅是人类又一发祥地(这里有距今203万年的巫山人、数万年的资阳人,以及数千年的古城遗址),同时也是中华学术许多方面的重要发源地。在巴蜀形成了兼容并包、集杂成醇、三教并行、诸子合一的学术文化生态,在许多时期产生出与中原文明平行而又略为领先的思想文化成果。如《连山》代表的中国哲学基本原理“阴阳、三才、八卦”观念,三星堆青铜神坛造型代表的“三才”“太极—两仪—四象”观念,《洪范》代表的“五行”“九畴”观念,王褒、严遵、扬雄等构建的“道德仁义礼”价值观念,扬雄、李白、陈抟、苏轼代表的“儒道互摄”“三教合一”观念,落下闳、严遵、陈抟代表的“气一元”观念,严遵、苏轼、杨慎代表的“民本”“人情”观念,扬雄、苏洵、唐甄、费密等人的“因革”观念……不仅成为开启历史智慧的钥匙,也启迪了“建设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无限可能。

 就学术文献而言,巴蜀学人在中华文化的诸多领域皆有亮丽身影。汉司马相如、扬雄身居“汉赋四大家”之列,唐李白、陈子昂哂弃“轻薄为文”扭转唐诗风气,宋代“三苏”父子列“散文八大家”之林,元虞集文章居“元诗四大家”之首,明杨慎“记诵之博、著述之富”居明代之冠;迄于晚近,郭沫若、巴金、李劼人,并掌“新文学”盟坛,他们的诗词文章、箴铭歌赋,包络五经、贯穿六艺,融会诸子、兼有四部,是“文以载道”的中华文学传统的倡导者和践履者。

 至于《山海经》开启人文志怪地理之端,《三国志》秀入“前四史”之林,《华阳国志》将历史、地理、人物结合完善“方志”之体,尤其是宋代蜀中史学贡献尤多:苏辙重修《古史》(先秦史),范祖禹精专唐史(协修《资治通鉴》),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总类国朝会要》)、王称(撰《东都事略》)以及无名氏(辑《续宋通鉴长编》)等,皆居宋代史学之枢要。上述史学文献,都经《巴蜀全书》的编纂得到更新整理和出版,其价值也逐渐得到挖掘和凸显。特别是经刘琳、刁忠民、尹波等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同仁精心校勘的《宋会要辑稿》,煌煌16册,钩稽补缀,勘误校讹,撰写校记3万余条,不仅使原因抄写致讹的诸多问题得到解决,且经过刘琳先生缜密考证,证明《宋会要》的最后编定和最早刊刻者,其实出自南宋两位四川人张崇祖和李心传之手。

 通过对巴蜀经史子集文献的分类整理,进一步突出了巴蜀学人源远流长的专题研究史。如通过整理上古大禹《连山》,汉扬雄《太玄》,晋范贤《周易蜀才注》(辑佚),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宋陈抟“易注”“易图”、龙昌期“三教圆通”易学、苏轼《东坡易传》、房审权《周易义海》(今传《撮要》)、张浚《紫岩易传》、张栻《南轩易说》、魏了翁《周易要义》及《周易集义》、李心传《丙子学易编》,元黄泽《易学滥觞》、赵采《周易传义折衷》、王申子《大易辑说》,明熊过《周易象旨决录》、来知德《周易集注》,清李调元《古周易》、刘沅《周易恒解》和杨国桢、姜国伊、范泰恒、尹昌衡等人易学著作,堪当一部风格多样的“易学丛书”。曾是四川大学研究生的金生杨还撰写《汉唐巴蜀易学史》《宋代巴蜀易学研究》《元明清巴蜀易学研究》,形成系统的“巴蜀易学史”体系。这使程颐“易学在蜀”的论断,前有所承,后有所续,对“中华易学史”的完整构建开拓了宝贵资源。

此次整理,我们注意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结合,努力解决学术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相关问题,如《周礼》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汉唐注家曰:“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三易”乃夏、商、周三代之易,这与宋代所存《山海经》佚文“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曰《连山》”的记载吻合。由于《连山》《归藏》早佚,原书具体面貌不清。我们从唐注疏引文中,虽略知《连山》佚文有许多夏代故事,但其与巴蜀文化是否有联系却不太清楚。我们根据三星堆出土文物“青铜神坛”的“天、地、人”三界结构,发现其与古蜀所传“天皇、地皇、人皇”信仰实相吻合。再经考察发现,“神坛”的圆形底座恰似太极,其上首尾衔接的两个怪兽实像两仪,再上4个立人又像四象,立人头顶4座连续合围的山峰则像连山,连山之上又有四方天庭,每个方向还有舞姿翩跹的5个立人。整个铜像与《周易》所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连山》‘经卦皆八’),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的宇宙生成和易道演化理论,真正若合符契!这或许是“兴于西羌”的大禹制作《连山》后的文化遗存(或文化背景的器物表达)。由此可见,“夏后氏制《连山》”应史有其事,也许是“生于广柔”的大夏继承了古蜀文明之精髓,继承了此方“阴阳”观念、“三才”意识、“太极”理论,甚至“五行”思想(神坛的五级结构,天庭的四方五人则像之)从而制作出《连山》易。可见,残存的传世文献不可轻易怀疑和抛弃,传世文献的忠实性,已越来越多地被文献和地下文物加以证实。

 至于我们抢救性复制和出版的《成都阳川孙氏文献》中的孙培吉《黙室日记》,持续不断地记录了晚清至民国40余年间有关家族、社会、国家和世界潮流的演变,生动展示了世纪之交成都地区的历史变迁,对我们研究和理解同地产生的《家》《春》《秋》所描述的近世大家族衰微,以及成都社会的变迁、蜀学人物的交往,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成都阳川孙氏文献》书影

 《巴蜀全书》是一项涉及人文、科技、医药、民族、宗教等领域的综合性文献整理,通过这些文献的研究,我们还可窥探出巴蜀在数术(科技及营造)、医学(中医、中药、房中、导引)以及民族、宗教等领域相关情况,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就不一一介绍。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历史是辉煌的,研究却是艰苦的;先贤智慧是伟大的,继承弘扬却是漫长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由于历史原因,丰富的巴蜀文献一直缺乏系统整理和出版,巴蜀学术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为今人留下许多亟待开垦的空间。我们曾试图编一部集学术史料大成的《蜀学文献典藏》,整理近代蜀学著作为《蜀学丛刊》,撰写专题性学术史为《蜀学文库》,目前都仅仅是个开头,还面临许多艰辛和困难需要克服。从事《巴蜀全书》编纂的川大学人,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和破例两次滚动资助,也得到四川省财政常年经费支持,四川学人和各界人士也给予热情支持和赞助,才使该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这让我们时刻心存感念。但前面的路还很长,最终达到何种境界,产生何种效果,无疑是大家关注,也是我们战战兢兢、时刻自警的。愿大家继续支持,期以时日,必得正果。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2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舒大刚(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书》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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